叶国英
2013年,这颗埋藏了十余年的种子,终于迎来了破土发芽的时刻。而催生它发芽的,不仅有时代洪流的推动,更有切肤之痛。
从宏观政策来看,当时国内细胞生物领域的政策正逐步受到重视,却仍缺乏完善的法规;医学科技界动态频出,顶尖科学家怀揣科研理想,纷纷决定投身生物细胞领域的探索,但普遍面临经费紧缺、科研条件薄弱的现实困境。理想虽丰满,现实却步履维艰。
从微观层面看,社会的健康状况却日益严峻。更令瞿建国备受打击的是,他目睹了身边亲友的离去:申华时任副董事长沈国庆、厦门福信集团董事长陈章辉、君安证券总裁杨骏……这些当年极其成功的杰出企业家,都在三十多岁时因肝癌而英年早逝。他的父亲也身患肺腺癌,从确诊到离世不过一两个月。
命运的残酷并未就此止步。就在瞿建国的事业刚刚起步的当口,他最疼爱的妹妹王玲妹,又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肺腺癌Ⅳ期)。医生断言,她最多只能活两三个月,让家属准备后事。
“在重大疾病面前,人人无助。无论事业多么成功,拥有多少财富,都难以抵御病魔。”亲友的接连离世,像一把把利刃刺痛着他的心。亲眼看着至亲在病痛中煎熬,却无能为力,这种痛彻心扉的无力感,让他彻底从传统的商业赛道,转向了关乎人类生命终极尊严的战场。
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在位于上海黄浦区斜土路的正道酒窖里,一场决定中国细胞产业未来命运的会议正在悄然进行。
清华大学的张明徽、301医院免疫系主任等五六位顶尖生命科学家和医学家,与年近花甲的瞿建国围坐在一起。他们带着一个紧迫的使命找到他,希望也下海创办企业,推动细胞技术的产业化。地下室内灯火通明,各式葡萄酒的玻璃瓶如星光闪烁,但每个人面前却是一杯清茶——因为他们商议的,是生命尖端课题,容不得半点醉意。
听着科学家们描绘细胞技术对人类健康的巨大价值,以及当前科研条件薄弱、处处受制的现实困境,瞿建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太清楚生物细胞产业的残酷性了——投入巨大、周期漫长、风险极高。看着眼前这群有着师级文职干部出身、在各自领域顶尖的科学家,他深吸一口气,给出了一个重若千钧的承诺:“科学家不必下海,产业化创业这件事,由我来做,所有风险都由我来承担。”
这句话,掷地有声,彻底改变了中国细胞产业的格局。
为了这句承诺,他率先捐资2000万元给清华大学设立细胞科技发展基金会,又承诺拨付500万元支持301医院开展免疫医学研究。但倾尽家财,不过是为科学家买来了“粮草”。面对临床数据和未知的风险,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骇的举动——他决定以身做自体细胞试验。
瞿建国很清楚,科学不仅需要金钱的托底,更需要有人去蹚雷区。这个决定,犹如一颗惊雷,炸响在亲友和同事中间。大家不仅忧心忡忡,甚至厉声责问:“你不要命了?!”
因为他们太了解瞿建国的身体了。在此之前,他经历了水、电、虫、刀四次生死劫难。他既往有肝脏旧疾,脾脏已被切除,身体底子极弱。医生曾断言他活不过45岁。但他却坦然地笑道:“我的身体已经冲破医生关于活到45岁的限度判断。正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欠佳、饱受旧疾困扰,以这样的身体作为试验对象,所得出的试验结果,才更具备真实参考价值。余生赚来的财富,我更愿意奉献给社会。”
真正的困难,比想象的还要荒谬。当时,国内细胞采集尚未建立标准化操作规范,没有专用设备,没有符合GMP标准的细胞制备环境。清华没有条件,301医院也不允许。找了一圈又一圈,经友人引荐,团队竟然联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61医院的精神病防治中心。一场荒诞、悲壮,且关乎生死的细胞采集之战,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