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问》纪实文学连载丨八、生命的逆向思维（中）

叶国英

新的一条路径是重定义：把“必须”变成“未必”。

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权威。在那个年代，尤其如此。

“必须开刀。”医生说。这四个字像一个句号，把所有的讨论都关在了门外。

但瞿建国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非常简单、却极少有人做的事：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不是质疑医生的专业，而是质疑那个“必须”。肿瘤必须开刀吗？对于大多数人，是的。但对于一个脾脏缺失、免疫力低下、每年高烧的人来说，开刀的风险和不开刀的风险，哪个更大？医生没有算这笔账。医生算的是“标准方案”，不是“瞿建国方案”。

他又问：“身体真的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吗？如果肿瘤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身体有没有可能自己把它收回去？”

他还问：“中医的千年智慧，真的只是一堆草药的迷信吗？如果中医完全没有用，它凭什么活了五千年？”

这些问题，不是反叛。这是把“必须”重新放回“可能”的篮子里。把一句判决，变成一个选项。

“必须开刀”变成了“开刀是一种选择，不开刀是另一种选择”。当“必须”变成“未必”，选择的门就打开了。他选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还有一条路径是向死而生。这里有一段尘封的记忆。

说到选择，有一件旧事，瞿建国很少提起。但它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他的“逆向思维”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974年初春，冬天的尾巴，天很冷，河水更冷。

那一年他二十岁。脾脏切除刚满一年，身体虚弱，每年八月的高烧还没开始——或者说，他还没有意识到，那场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刚刚拉开序幕。

他在川沙县桥弄大队的木器厂当厂长。那时候，工厂还没通马路，运输全靠水路。一批木材用大船从外地运来，船行到“三灶浜”——一条从川沙通往上海的主要航道——翻了。那是一艘大型水泥船，沉入河底，木材散落在水面上，但船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航道。

消息传来时，沉船地点的两头已经停满了拖轮和各种船只。船老大们焦急地等着，骂着，叹着。这条航道是川沙到上海的生命线，堵一小时，损失无法计算。

必须在天黑之前把沉船吊起来。

要吊起一艘数十吨重的水泥船，第一步是潜入五米多深的水底，在船体上扣扎吊钩、系好吊绳。五米，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水下的能见度几乎为零，水温接近冰点。而且——没有任何潜水装备。没有氧气瓶，没有潜水服，没有脚蹼。只有一个人，脱了衣服，憋着一口气，往下潜。

村民们围在岸边，看着瞿建国脱衣服。好几个年轻人冲上来，争着要替他下去。

有老党员说：“你身体不好，我来。”

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说：“我体力最好，我来。”

有水性好的村民说：“我在江边长大的，我来。”

瞿建国看着他们，只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说：“我的寿命不长了，理应我来下。”

他不是在说狠话。他是真的这么想的。十九岁切脾，医生说“争取活到四十五岁”。他算了算，还有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听起来不短，但和别人的七十年比，太短了。既然时间比别人少，那就应该比别人多做点事。如果一件事有风险，需要有人去冒这个险——那应该他来。因为他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要死，也应该先是他。

他没有等任何人回应，抢先跳了下去。

水是黑的。初春的河水，冷得像刀子扎进骨头。他憋住气往下潜，五米深的河底，什么都看不见。他用手摸，摸到了沉船的船体，摸到了可以用来挂钩的位置。一次，两次，三次——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每一次浮出水面，都大口大口地喘气，嘴唇发紫，浑身发抖。岸上的人看着，心疼，但没有办法。他是厂长，他决定了的事，没人拦得住。

最终，钩子扣上了，绳索系好了。岸上的人合力拉起，沉船缓缓浮出水面。航道疏通了。

他被大家从水里拉上来，浑身湿透，嘴唇青紫，四肢僵硬。几个村民把他抬进最近的农家，扒掉湿衣服，裹上大棉被。有人生起了火盆，有人端来了热酒。他被围在中间，烤着火，喝着酒，听着乡亲们一遍一遍地说：“建国啊，你太拼了……”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在想：还好，船捞上来了。还好，没耽误大家。

最令他庆幸的是——那次潜水，他没有生病。

一个脾脏切除、免疫力极低的人，在接近零度的冰水中反复下潜，居然没有发烧，没有感染，没有任何后遗症。

他不信命。但那一刻，他隐约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护着他。也许不是命，是那些争着要替他下水的人——他们的善意，化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许是那股“要死也应该先是我”的念头——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病魔反而拿他没办法。

这段回忆，不是勇敢者的故事。它是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在倒计时的日子里，做出的一次最朴素的选择：反正剩余岁月有限，便多承担一些事；但凡有凶险任务，便由我先上；倘若终有一死，也要活得有价值。

这就是“向死而生”。不是不怕死，是知道了死期不远之后，反而活得比谁都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