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问》纪实文学连载丨三、虫下逃生（上）——一场持续二十二年的拉锯战

叶国英

五岁落水，是一瞬间的事；十六岁触电，也是一瞬间的事。

还没来得及害怕，一切就结束了。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岸上，在床上，在喊魂声渐渐退去的黎明里。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死神没有猛扑过来。它慢慢地走近，不急不躁，一步一步，像一个知道自己必胜的猎手。它不需要张牙舞爪，不需要电光石火。它只是悄无声息地钻进他的身体，在里面住下来，一日一日地，一口一口地——吃掉他的肝，吃掉他的脾，吃掉他的力气，吃掉他的健康，吃掉他的少年时光。

这是瞿建国人生中第三次直面死亡。

前两次，他面对的是瞬间的绝境。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漫长的、看不到头的、像钝刀子割肉一样的拉锯战。没有惊心动魄的挣扎，只有日复一日被病痛蚕食的虚弱。

而这场仗，一打就是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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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瘟神，从来不说自己来了

十三岁那年，瞿建国被查出得了血吸虫病。

这在当时的乡下不是什么稀罕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血吸虫病在江南水乡肆虐横行，民间叫它“瘟神病”。启东、南汇一带，河道像蛛网一样密布，钉螺趴在水线附近的泥面上，背着小小的壳，不动声色地释放着看不见的尾蚴。孩子们光着脚在水里踩，在田里滚，在河里摸鱼捉虾——几乎没有人能逃得掉。

但大多数孩子只是肚子大一点，面黄肌瘦一点，不至于要命。

瞿建国不一样。

虫子在他身体里住得太久了。久到没有人能说清，它们究竟是什么时候钻进去的——也许是五岁落水那次，也许是更早，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它们太小了，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小得你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存在。

可是它们的繁殖能力惊人。一条雌虫一天能产上千颗卵。那些卵顺着血流漂到肝脏，漂到肠壁，漂到脾脏。在那里安营扎寨，不断地刺激、堵塞、破坏肌体。

肝脏最先遭殃。健康的肝细胞被一层一层的疤痕组织包裹，像一块柔软的肉慢慢变成了石头。体内血流受阻，门静脉的压力越来越高，高到血液只能另找出路。食管与胃底的血管被急剧撑胀，一条条凸起在单薄的黏膜之下，如同盘踞的蚯蚓。它们随时可能破裂——一旦破裂，就是大口大口地吐血，止都止不住。

脾脏也跟着遭了殃。这枚原本只有拳头大小的器官，因为长期淤血，被撑得越来越胖，越来越硬，最后肿得像一个皮球，占满了大半个左上腹。用手轻轻一摸就能摸到——硬邦邦的，像肚子里藏了一块石头。

与此同时，贫血也悄悄地来了。那些虫子不光啃他的器官，还吸他的血。血色素一天天往下掉，他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他开始觉得累。不是干了一天活之后那种沉甸甸的累，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洗不掉的、睡不醒的疲惫。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发黑。走几步路，心慌气短，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拽住了。

他妈端来鸡蛋，他吃不下去。端来红糖水，他喝了两口就发恶心。人一天一天地瘦下去，腹部却异常膨隆，紧绷发硬，鼓鼓的，硬硬的，像一面被撑到了极限的鼓。

村子里的人看在眼里，私下议论：这孩子，怕是不行了。

那一年，瞿建国十三岁。

他还不太懂什么叫“不行了”。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变成一座陌生的房子。以前它听他的话，现在不了。它有了自己的意志，而那个意志是——垮下去。

(二)六年，在药罐子里长大

脾切除手术，是他十九岁那年做的。

从十三岁到十九岁，整整六年。那是一个少年拔节生长的六年，是应该满地跑、满山蹿、浑身使不完的劲的六年。可他的六年，是在药罐子里泡过来的。

这六年怎么过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记得药没断过，针没少打。中药的苦味几乎成了他味觉的全部记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吃什么都不觉得甜。一碗一碗的黑褐色药汤，他闭着眼睛灌下去，不皱眉，不叫苦。

不是因为他勇敢，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从十三岁开始，他就习惯了打针，习惯了吃药，习惯了苦味，习惯了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疲惫。唯一不习惯的，是那种无力感。

他不是没想过像别的孩子一样去疯、去跑、去游泳、去爬树。但他跑不动了。他的身体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他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在消耗全部的力气。

那六年里，他看透了病痛的冷酷。

病痛不是一刀致命的。它不会给你一个痛快的了断。它就像那些虫子一样，一点一点地啃，一点一点地磨——磨掉你的耐心，磨掉你的希望，磨掉你对未来所有的幻想。你不确定自己能活到哪一天，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像别人一样长大、娶妻、生子、做一番事业。你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身体正在一天一天地垮下去，而你什么都做不了。

但瞿建国做了一件事——他没有垮下去。

他一直在熬。

(三)手术台上，他没有害怕

手术那天，川沙人民医院的外墙上挂着巨大的横幅——“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了医疗小分队”。红底白字，在灰白的墙面上格外醒目。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也是百姓心中最踏实的慰藉。

面对席卷全国的血吸虫病灾难，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那首《送瘟神》的诗篇，后来他读到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千村薜荔，万户萧疏，那是旧中国留给这片土地的伤疤。而他要做的，是把那些钻进他身体里的“瘟君”，一只一只地送走。

给他做手术的是第二军医大的医疗专家，会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两个大医院的高手，聚在一个县城的医院里，为一个十九岁的乡下青年做一台脾切除手术。这在当时算得上顶级的医疗资源配置。

手术灯亮起来的时候，瞿建国躺在手术台上，心里反而出奇地平静。

他想：反正这六年该受的罪都受了，该喝的苦药都喝了，该挨的针都挨了。这一刀下去，要么好起来，要么——

他没有往下想。

麻药推进血管，他的意识一点一点模糊了。那种感觉，像极了五岁那年沉入水底的时刻——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只是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一片黑暗。

手术很成功。

当那个肿得变了形的脾脏被从腹腔里取出来的时候，在场的医生们都沉默了。那已经不是“脾脏”了——那是一个被疾病改造成了怪物的器官。脾大得离谱，比正常的脾脏大了好几倍。质地像橡胶一样硬邦邦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白色的纤维组织，像一块被反复烧灼过的旧皮革。

这就是那个在他身体里住了六年的“房客”。

医生把这个怪物放在托盘里，端出去给家属看。瞿建国的母亲只看了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她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她只知道，这个可怕的东西，在她儿子的身体里住了六年。

六年。

手术台下的瞿建国什么都不知道。他全身麻醉，沉沉地睡着，像五岁那年沉在水底一样。

他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他的身体将永远失去一道最重要的防线。

(四)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池

脾脏被切除了。

一个正常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件事。谁会在意一个长在肋骨后面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小器官呢？它太安静了，安静到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它出了问题——或者像瞿建国这样，被整个拿掉——你才会知道，它有多么重要。

因为脾脏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中枢之一。它像一座城池的守卫军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巡逻、警戒、清除入侵者。没有了它，身体就变成了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池。

瞿建国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感冒来得越来越频繁。以前一年感冒一两次，现在一个月就要感冒一两次。别人打个喷嚏、几声咳嗽，轻轻松松就能把他传染上。别人三天就能好的病，他要拖上十天半个月，反反复复，好不彻底。

更麻烦的是那种无名低烧。

体温不高不低，总是在三十七度五到三十八度之间晃荡。不烫，但闷。像有一团看不见的火藏在身体的最深处，烧不着皮肤，烧不坏器官，就那么不紧不慢地烧着——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什么都不想做。白天还好一些，一到下午，那种闷烧就开始往上涌，脑袋昏沉沉的，眼皮沉甸甸的，浑身像灌了铅。

他重新开始喝中药。一碗一碗的苦药汤子，比手术前更苦，更难喝。但他还是闭着眼睛灌下去。

他已经习惯了。不是吗？

可是三十七度五的低烧，他还是习惯不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那种感觉会让人绝望——你好不容易以为自己在好起来，它却又一次把你拽回去，告诉你：你永远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了。

别人的日子是奔赴前程、建功立业。他的日子，大半在静养、服药、与体虚低烧的周旋中度过。

可他没有停下来。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可能比别人少。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知道那座没有城墙的城池随时可能被攻破。正因为知道这些，他才更加拼命。

别人一天干八小时的活，他干十二小时；别人一年做一件事，他做三件事。他像一台漏了油的发动机，明明不该跑那么快，却咬着牙、憋着劲，拼了命地往前冲。因为他心里有一根针，从十九岁那年起，就扎在那里，从来没有拔出来过。

那根针的名字，叫做“四十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