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举办“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首场活动

金融投资网讯(记者 张璐璇)上海博物馆(东馆)自今年二月开馆后，近期逐步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其古代玉器、青铜、陶瓷、绘画等8个常设展厅，可以视为八部“中国古代艺术史教科书”。为了配合玉器馆的开放，上海博物馆计划在今年8—12月举办“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系列专场，共分“馆藏•发现”(8月)、“考证•辨识”(9月)、“加工•沁变” (10月)、“鉴材•溯源”(11月)、“对话•传播”(12月)五个专场，将汇聚全球玉器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器物学、历史学、地质学、传播学等多角度的玉器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8月20日，“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首次专场“馆藏•发现”在上海博物馆(东馆)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同时举行。

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华夏民族仁、义、智、勇、洁等品质内核。同时，世界多地都有早期玉器的制作使用和考古发现。显然，玉的温润坚韧和独特内涵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激发出“和而不同”的创造力。

据介绍，目前，“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已邀请到全球玉器研究领域知名的60余位专家学者，有来自美国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国家博物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哥斯达黎加玉石博物馆、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英国诺丁汉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十余家海外机构，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三十余家文博机构，是数十年来涉及国家或地区最多的大规模、国际性的玉器研究学术交流，更是一场跨越四大洲的学术盛事。

在首场“馆藏•发现”交流会上，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Keith Wilson在线上作了《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的演讲。他介绍了其所在博物馆所藏的中国古代玉器来源，以及其中新石器时期至汉代的玉器藏品。他认为，这些玉器中的新石器时期、商代晚期及西周时期作品数量较多、艺术价值较高，也提及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部分馆藏良渚文化玉器年代得以修正。此外，Keith认为，馆藏的玉璋和玉笏(实为刀)显示出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交流，以及早期精英阶层对玉礼器的偏好；河南安阳出土的大量由新石器时期玉器改制而成的器物体现出商晚期的玉器流通及地域交流；馆藏东周玉器，尤其是战国玉器非常丰富，展现了工匠们精湛的装饰技艺。同时，他毫不避讳地谈及许多馆藏玉器实为仿制品，但对它们进行编目并注明所仿的时代风格也对研究有所助益。

同时，Keith介绍了美国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玉器藏品数字化工作，其所在的博物馆将于今年下半年完工的数字藏品图录会涵盖约一千件馆藏古代玉器精品，将提供详尽的收藏信息及研究资料，这增加公众了解藏品的渠道，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他认为，藏品数字化和线上出版在推动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中都有重要作用。

Keith希望可以与上海博物馆合作，共同研究分藏于两馆的一件对剖玉器，以进一步推动对馆藏文物的深入研究。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首席研究员，东方艺术、珠宝等藏品研究馆员叶卡捷琳娜·谢尔比娜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玉器收藏》的发言中，首次向中国玉学界系统介绍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馆藏玉器，为我国提供了全新的海外研究材料。叶卡捷琳娜介绍了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馆藏玉器概貌及相关历史。该馆玉器藏品主要有五个来源，分别是：中国、拜占庭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本土。中国玉器最重要的收藏是明代宫廷所造玉杯等容器，可能经由明朝宫廷与沙俄的官方交往流入俄罗斯。而同时期，沙俄勋贵间已出现仿制明代玉器的行为。

其馆藏拜占庭帝国玉器制造于12世纪至14世纪，以雕刻基督教圣像为主要题材。莫卧儿帝国玉石装饰的显著特征则是用黄金和宝石镶嵌，博物馆的相关收藏仅有8件，均为刀剑的玉柄。博物馆玉器收藏中数量最多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玉器，整器有碗、盘、权杖等，更多的是镶金嵌宝玉饰片，这类工艺在俄罗斯被称之为“扎波纳(Zapony)”。克里姆林宫的工匠用这种玉饰片装饰镜子、军装、刀、盾、马具等沙俄皇室用品，以彰显皇室权威。俄罗斯本土玉器约有40件，以沙俄皇室珠宝供应商之一的卡尔·法贝热(Carl Faberge)公司的“复活节惊喜彩蛋”等产品为代表，以奥诺特河出产的碧绿色玉料为常用材料。

叶卡捷琳娜希望能够参考中国玉器的丰富研究成果，以达成对其馆藏玉器的更深入认知。

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远东、东南亚及大洋洲艺术部主任，远东金属、石及骨质藏品研究馆员安娜·叶戈罗娃在《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藏中国玉器概览》演讲中，概述了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8至19世纪中国玉器。她介绍到，自1918年成立以来，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收藏和展示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品，而中国艺术品是馆内历史最悠久的收藏之一，总数约2万件，其中超400件为玉(石)器。

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国玉器大多来源于1917年俄国革命后国有化的私人藏品，尤其是贵族家庭的收藏。20世纪后，随着苏联和中国外交关系的加强，博物馆得以收藏部分作为礼赠的中国艺术品。此外，馆藏玉器还有许多来自私人捐赠，部分器物的年代与来源存疑。安娜在报告中分享了包括玉簋、玉戚、玉璧、玉琮、玉斧、刻有铭文的牌形玉器等不同类型和时期的中国玉器，讨论了这些藏品的来源、年代及其文化意义。她还特别提及随着20世纪考古合作的开展，在诺彦乌拉墓地遗址发现的大量中国汉代风格的玉器，包括玉璜、玉牌、玉佩、玉璧以及玉瑗等。

俄罗斯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玉器藏品是中俄两国19至20世纪文化交流的缩影。安娜希望未来的研究里能够更多揭示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并表达了与中国博物馆建立合作、深化专业交流的意愿。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高级研究员、中国装饰艺术与珠宝等藏品研究馆员Maria Menshikova线上发言的题目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中国清代玉雕艺术精品》。Maria以时间为线索概述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情况，重点介绍了馆藏中国清代玉雕艺术精品。

18世纪上半叶，沙皇下令将部分藏品从莫斯科转移到圣彼得堡，不少玉雕艺术品由此入藏艾尔米塔什，例如由不同颜色的软玉制成的玉杯、玉匜等，年代约为明末。随后，Maria展示了不同时期使团访问中国后带回的外交赠礼。如康熙皇帝统治时期，彼得大帝使团带回了约二十件仿白玉玻璃杯；雍正皇帝在位时期，使团曾带回五只玻璃杯贺礼，其中一件曾被错认作玉质，其黄金杯盖上刻有代表安娜一世的字母“A”，并有皇冠型钻石镶嵌，彰显中俄深远的文化交流与友谊。Maria还展示了馆藏的仿古彝器、玉质白菜、婚嫁用器、佛像等，重点提及其中一件薄透的半桃形玉杯，一件于19世纪末由中方赠予王位继承人尼古拉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玉玺，一件以渎山大玉海为原型仿制的大玉瓮，以及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丰富的玛瑙、玉髓、水晶等中国艺术珍品馆藏。

大英博物馆研究馆员麦嘉乐介绍了《大英博物馆藏中国玉器的历史》，系统讲述了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玉器的来源、收藏过程及研究现状，并述及馆藏的世界其他地区玉器，强调了玉器在不同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延续性。

大英博物馆馆藏约26000件亚洲古董，其中包括950件玉器，设有专门的中国玉器馆。该馆早期收藏的东方文物主要来自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遗赠，随后在一系列重要的收藏家或组织的捐赠、遗赠以及博物馆的征集购买下，玉器收藏逐渐成形，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古玉以及21世纪的现代玉器。最后，Carol介绍了她及相关同事一起搜寻、筛选、征集中国当代玉雕的过程。Carol认为，当代玉雕对于了解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玉雕工艺的发展很重要，当代玉雕工匠仍深受古代艺术风格影响。此外，她也展示了馆藏的风格多样的美国西北部玉器、玛雅玉器、中美洲玉器、爱斯基摩玉器、伊斯兰和莫卧儿玉器、新喀里多尼亚玉器、新西兰毛利玉以及不同时期的欧洲玉器。

此外，在首场“馆藏•发现”交流会上，在线上演讲的嘉宾还包括了早稻田大学招聘研究员瀧音的《日本勾玉的研究现状及展望》、格拉纳达大学史前考古系“埃梅尔赫亚”研究员卡洛斯·罗德里格斯·雷安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玉器生产和使用》、哥斯达黎加玉石博物馆研究馆员Sergio García Piedra的《哥斯达黎加玉器的考古出土及象征意义》、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高级研究馆员道格尔·奥斯汀的《新西兰毛利玉器中人形玉饰的功能研究》、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研究馆员金大焕的《金冠塚的考古发掘及其出土曲玉》。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在交流活动致辞中表示，玉器展览始于学术，归于学术，而学术研究是成就展览策划等各项业务工作的基石。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玉器研究交流可以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让我们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探索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存，从而为中华玉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更高站位和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