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聚焦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税收政策

　　7月23日，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此次研讨会拉开了为期两天的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的序幕。

　　作为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的配套活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7月23日在成都举行。研讨会聚焦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税收政策，以及增加税收确定性等议题。

　　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由中国财政部、德国财政部联合主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协办。来自G20成员国和受邀嘉宾国的部分财政部长，以及多位国际组织的嘉宾出席会议。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致辞中说，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应在完善全球税收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不断拓展深化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携手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为此他提出四大主张，分别是密切关注全球税收发展动向、不断深化国际税收合作、持续加强税收能力建设、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这些主张获得与会代表高度关注，并成为热议焦点。

　　研讨会设置两场圆桌讨论。第一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主持，楼继伟、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卡洛·帕多安、南非财政部长普拉温·戈尔丹参与讨论，讨论议题为税收政策助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第二场由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主持，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土耳其副总理穆罕默德·希姆谢克、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参与讨论，讨论议题为增加税收确定性以促进投资贸易。

　　讨论过程中，与会嘉宾们表示，对外希望通过更多国家间合作严厉遏制跨境避税，对内通过税收政策革新应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挑战。


　　7月23日，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拉开帷幕。来自G20成员国家和受邀嘉宾国的部分财政部长，以及多位国际经济组织的重磅嘉宾出席。税收政策要如何创新，才能适应数字经济以及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国家之间怎么合作才能解决双重税收或互不收税的问题?

　　形势全球经济处于“两大转型”的关键时刻

　　目前的经济形势如何?——大会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一问题。财政部长楼继伟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两大转型”背后，四个问题仍困扰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全球贸易增速停滞不前，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同时，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均衡、治理体系改革动力不足等问题凸显。

　　对此，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也表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但英国脱欧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为温和复苏的全球经济带来挑战。尽管近年来，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危机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递减，负面影响显现。楼继伟认为，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中长期结构性失衡，全要素生产率减缓，收入分配不均和创新驱动不足。

　　问题新经济与旧体制冲突国家间缺乏合作

　　讨论之中，不难看到问题的共性。

　　从国家内部治理来看，新经济与旧体制之间的冲突是制约当前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认为，技术变革为税收带来不确定性，传统的税收政策已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以及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对此，税收政策必须要有足够的灵活度。楼继伟认同新经济带来的挑战，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等都存在征税难度大的问题。“作为第二梯队的国家，税收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严峻挑战。”土耳其副总理希姆塞克提出了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新兴市场的税收政策和监管变化往往很突然，法律框架比较宽泛，这些都增加了税收的不确定性。

　　希姆塞克认为，任何政策既要有灵活性的，但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政策过度随机，会给投资者以政策不稳定的印象，从而影响他们对于这个地区投资环境的判断。

　　从国家间合作来看，跨国避税眼下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跨国避税导致的全球企业所得税流失每年高达1000亿至2400亿美元。联手打击跨国避税，正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此外，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认为，国家之间急需解决双重税收和互不收税两个问题，因为都将极大挫伤经济。

　　策略公平的税收环境才能保护创新

　　探讨解决国内治理问题，“创新”是研讨会上仅次于“税收”的高频词。

　　对此，楼继伟开出“中国药方”。他表示，中国为鼓励创新，重点在两个方面推进税制改革，一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二是推出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包括给予研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科研人员股权激励。

　　从兼顾创新和包容的角度看，更有效的税收政策还是推进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他表示，尽管推进两项改革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但无疑是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新经济带来的挑战同样需要面对，楼继伟以跨境电商征税为例，表示激励创新不是不征税，而是要征税，以求公平和中性的税收环境，这恰恰是保护创新的举措。

　　对于国家间“跨国避税”问题，事实上今年已召开的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都将国际税收合作作为重要议题。本次研讨会上，各国财长发言中屡屡提及，要继续推动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计划和税收情报交换的落实工作，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包容性框架，以有效打击国际逃避税;同时，在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进一步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

　　从核准全球关于落实BEPS项目的包容性框架，到支持加强抵抗“避税天堂”的措施，经过一上午的讨论，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对未来国际税收合作表示乐观，他透露，在税收透明度方面，已经有96个国家实现自动情报交换，各方也在积极发起各类税收的国际协调，这有助于完善全球税收治理，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使跨国避税“无路可逃”。




　　——新加坡副总理建议，四川教授现场回应

　　7月23日上午，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原本严肃的会议中出现了活跃的一幕：新加坡副总理兼财长尚达曼在发言中建议，要降低收入税，甚至可以尝试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贫困人口征收一种特殊所得税，即负所得税。话音刚落，主席台下，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接过话头：“这项改革我们已经在四川试点了两年多，效果不错。”

　　新副总理建议：

　　扶贫不能只给钱可以尝试“负所得税”

　　尚达曼的观点是，一方面要降低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收入税，另一方面，要提升财产税。一升一降，兼顾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发展。在降低收入税方面，尚达曼认为，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包括科技人员、贫困人口，可以尝试负所得税。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负所得税就是政府界定出一个最低收入线，然后按一定负所得税税率，对在最低线下的贫困人口，根据他们不同的实际收入，给予一定补助。

　　比如，一个贫困户，原来每个月的收入是1000元，我们对其实行-30%的所得税率，每个月，他的实际收入即为1000元加300元，共1300元。

　　其优点是它将贫穷的人当作认真尽责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无能的、受国家保护的人来对待，因为税率与其实际收入密切相关，可以激发其劳动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养懒人的情况。

　　四川教授回应：

　　试点效果不错扶贫对象劳动积极性提升

　　2014年，甘犁率领的团队选择乐山市五通桥区一个地方为试点。甘犁在研讨会上回应，总体来看，效果不错。

　　比如，有一个贫困户是卖菜的，以前，他一般都是上午卖菜，下午休息，这项政策实施后，为了得到更多税收补贴，他每天都会自觉延长卖菜时间来增加收入，同时提升计税收入。

　　刚开始，他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后来通过努力，增长到1500元左右。以-30%的税率来算，相应的，他得到的税收支持就从300元提升至450元，总体收入从刚开始的1300元提升至1950元，负所得税发挥了双重提高的作用，一是财政资金本身的补贴，二是激发贫困人口本身的积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扶贫不能只靠给钱，要创新方式。”甘犁说。

　　亚投行副行长等建言四川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商机

　　随着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在成都召开，全球财金大佬聚首蓉城，在掀起头脑风暴的同时，他们对四川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和建议？带来了哪些合作机遇？记者利用会前和会议间隙，与他们进行了对话。


　　对话嘉宾：

　　亚投行副行长阿希姆·冯阿姆斯贝格

　　记者：在目前全球经济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阿希姆·冯阿姆斯贝格：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来说，目前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它能有效连接市场需求和服务供给，创造新的商业机会。中国的故事，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实现巨大发展。

　　记者：哪些领域更容易获得亚投行资金支持？

　　阿希姆·冯阿姆斯贝格：亚投行之所以出现，就是为帮助解决亚洲国家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问题。因此，铁路、公路、桥梁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尤其能联系各国的交通建设，更容易获得支持。

　　亚投行计划投资更多跨国项目，如联通亚欧、亚非的交通工程等。尽管我们没有投资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国内项目的计划，但这些项目实行所促成的新的经济机会，可以为四川所享受。比如，四川是支撑“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纽带和核心腹地，随着亚投行各种基建项目的建设，四川通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物流成本等将不断降低，建议四川企业关注沿线商业机会。亚投行项目都是通过国际性、竞争性投标获得，四川企业可学习国际性投标的标准条款，同时向已经“走出去”的企业请教。

　　谈PPP合作

　　希望与四川开展PPP领域合作

　　对话嘉宾：

　　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首席运营官比尔·布鲁姆

　　记者：今年是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获批成立的第三年，请问GIH进展如何？

　　比尔·布鲁姆：2014年，全球基础设施中心获得G20布里斯班峰会批准成立。度过初始阶段，GIH也开始运作一些有趣的项目。比如我们将打造一个全球知识分享平台，为有意开拓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基础设施投资机遇的国家提供相关建议。

　　记者：在GIH成立前后，中国开始推广PPP模式，四川也是应用PPP模式非常活跃的省份。

　　比尔·布鲁姆：四川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内陆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腹地，对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来说，这一战略非常重要，因为沿线区域都有非常强烈的基础设施需求。

　　记者：如果进入四川，GIH将发挥哪些作用？

　　比尔·布鲁姆：当然，我们希望与四川在PPP领域开展合作，大范围、规范化地应用这一模式，将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生长久的正面影响。我们与中国财政部PPP中心密切联系，他们很重视我们的项目风险分析，我相信这一研究也能帮助到四川。


　　对话嘉宾：

　　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谢尔盖·斯托尔恰克

　　记者：听您身边工作人员说，您对四川印象很好。

　　谢尔盖·斯托尔恰克：这是我第一次来，但我确实对这里非常非常感兴趣。我去过全球大大小小很多城市，但这里的人真的很不同。大街上他们都走得不急不慢，看起来很放松、很快乐。

　　记者：就像要推动川茶走出去一样，四川正在经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近期G20会议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这项难题，您有何建议？

　　谢尔盖·斯托尔恰克：其实近年来俄罗斯也在经历类似改革。除原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开发外，政府也清楚认识到要尽力发展高科技创新产业，支持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当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俄罗斯的做法是从两个原则入手：第一，要在区域内形成良好的投资氛围和环境；第二，要刺激企业竞争，这是创新产生的最好动力。这两个原则，适用于俄罗斯，我想也同样适用于四川。



　　本报讯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同主持会议。

　　周小川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英国“脱欧”公投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政府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解决过剩产能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由之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理解已更为深入。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未来，中国将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提高政策规则性和透明度，加强与市场沟通。

　　周小川表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他指出，今年G20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普惠金融的指标与数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下一步应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让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所有人群。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世界各地来成都参加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的代表们，自然也会品尝四川美味。哪道川菜最受参会来宾欢迎？据四川博览事务局牵头负责的后勤保障部相关负责人透露，答案就是四川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菜——麻婆豆腐和回锅肉！

　　四川博览事务局工作人员王博说，7月23日中午，为参会来宾搭配的菜品中，就有川菜凉拌木耳和菌丁等。

　　虽然家常菜居多，但面对一场高级别的国际会议，菜品把关严格。“不走奢华路线，但务必安全、美味、有四川特色。”王博表示，安全方面包括菜品原料、运输、储存都全流程严格把关；美味方面，菜品搭配中西结合，很多来宾还是以西餐为主，符合他们的饮食习惯，而四川特色菜占比也有近三分之一，体现四川特色。除了最受来宾喜欢的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外，水煮肉、干锅系列等也端上了餐桌，不过都是“微辣”。

　　嘉宾来自全球各地，厨师们为此提供了多样选择。以23日的午餐为例，在普通菜品之外，后勤部门协调酒店推出了清真餐、素食餐和印度餐，充分尊重不同国度、不同信仰来宾的饮食习惯。

　　为重大国际展会提供后勤保障挑战很大。不过经历了西博会、财富论坛等国际大型展会，我省相关部门已积累形成了一套符合国际标准又有四川特色的后勤保障规则，精心用美味向世界推介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