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分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金融投资报 2014-10-24 08: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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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综治办课题组

   将经济分析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诸多价值，如，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反映出明显的经济稀缺性。
   近日媒体披露，中央已决定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抓好平安建设。1991年成立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经2011年改名“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后，再次恢复原名。

将经济分析引入综治具有诸多价值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简称综治），是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特有政治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各部门齐抓共管，各条战线通力合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来整治社会治安，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的一项长期性公共政策和活动。
   新时期的综治工作，应当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屋建瓴地提出社会治理的宏大谱系中，通过平安建设实现社会稳定的治安治理新制度、新举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指出，经济分析是一种富有解释力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将经济分析引入综治工作，主要具有如下价值：
   一是综治工作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形式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其本身就反映出明显的经济稀缺性；二是综治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确定规范和制度，这些规范和制度为了达致一定目标，重新配置了稀缺资源，由此明确体现出经济属性；三是综治工作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依托，其作用的主体是以“经济人”为基础的“理性人”，经济价值和效用最大化判断贯穿了整个综治体系的运行和综治工作的实践；四是综治工作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具有成本和收益，如何衡量以及调整综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从而提高效率和效益，正是综治工作是否科学、能否持续发展的评价准则。

综治工作的成本、收益与效率

   对制度进行经济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分析视作基本的分析工具。这一工具的引入突破了传统理论对于法律或者制度的公平、正义的模糊价值判断，使得目标问题及其解决通过数理的方法得以呈现。这种分析方法为判断什么样的综治工作和制度是否具有效率，以及是否能够提高效率提供了经济的视角，为制度的制定者对于制度的制定和机制的运行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审视，从而为综治工作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提供依据。
   综治的成本即为综治的代价，具体而言是投入综治工作的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耗费，其中既包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同时也包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等。综治的成本是指通过综治的制度安排对于综治工作的主体、客体、行为、权利、义务、责任等进行配置，从而实现社会平安、稳定的目的。
   综治的收益体现为综治工作获得的利益，即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实现社会平安、稳定的成果，这些收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伦理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均可通过一定方式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
   通过综治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即可获得综治的效率。将效率用于衡量综治的有效性，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产出：一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综治成本选择不同的综治收益，或根据不同的综治收益选择不同的综治成本；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综治效率识别综治成本和收益在不同地域、行业、人群中的差别；三是在综治收益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综治成本，从而提高综治效率。

综治工作的改进依据

   人身安全、生活稳定是每个人追求的生活状态，它构成了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的基石。综治，正是保障和维护这一社会基石的重要手段。综治作为一种权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指向性。它有效地重新配置和整合了社会资源，形成了社会合力，在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性，凸显了制度价值和优势。综治通过预防和惩治破坏社会治安的主体和行为，降低了个体和社会的决策成本，使得个体和社会目标一致化，在总体上降低了公共社会运行的制度成本，从而相应地提升了制度绩效。
   然而综治作为一项社会活动，是动态发展的。衡量综治的绩效，不但需要检视综治的投入和消耗即综治成本、综治的产出即综治收益以及综治效率，而且需要考量综治成本、综治收益、综治效率对于持续性综治活动的影响，即由于综治活动产生的持续性社会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大或者节约综治成本的情形。易言之，即高水平的综治工作有利于产生高质量的综治收益，并将持续性地降低综治成本、节约社会资源，使综治效率维持在高水平。
   改进综治工作，就是要从动态观测的视角降低综治成本、提高综治收益、提升综治效率。在现实中就需要破解综治成本越来越大、综治投入越来越多、综治对象越来越广、综治作用程度不深、综治动员反响不足等难题，从更新综治工作的观念、厘清综治工作的边界开始，尤其是由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回归，有针对性、系统地梳理综治状况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变化规律，使之与科学的综治制度安排与积极的综治制度变迁有机结合，从而得到综治成本、综治收益和综治效率的持续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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