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
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塑,企业竞争日趋激烈。7月28日,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正式发布。数据显示,上榜企业营业收入总和达到43.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净利润总额约3.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亚马逊首次登顶,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位居榜首的纪录;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以1321.7亿美元净利润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从国别分布看,美国共有141家企业上榜,中国共有122家(含台湾地区)上榜。其中,内地(含香港)企业116家。值得关注的是,内地(含香港)上榜企业平均利润为45亿美元,而美国企业平均利润达112.4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约四成。
在笔者看来,世界500强榜单不仅是一份全球企业排行榜,更是一面观察全球经济格局、产业变迁和国家竞争力的镜子。透过榜单可以发现,全球企业竞争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依靠资源、资本和规模扩张形成的优势,正逐步受到技术创新、经营效率和产业生态优势的挑战。
回顾1995年以来的榜单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全球经济力量此消彼长。日本企业数量大幅减少,中国企业迅速崛起,美国则依托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优势,保持较强的全球竞争力。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技术革命、产业转移、人口结构、制度环境和全球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全球产业竞争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企业的变化尤其值得中国警醒。从1995年的149家降至2026年的40家,日本在全球大型企业格局中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其背后既有人口老龄化、经济长期低增长等结构性因素,也有部分企业错失互联网发展机遇、数字化转型缓慢等原因。不过,日本仍然在精密制造、关键材料和核心零部件等领域拥有较强竞争力,不能简单将上榜数量下降等同于产业全面衰退。
对中国而言,日本的经验说明,既有制造业优势并非一劳永逸。如果企业长期依赖低成本、规模扩张和传统市场,而忽视基础研究、技术变革和组织创新,就可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逐渐失去主动权。尤其在人口结构变化、国内需求转型和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更加重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防止传统增长模式形成路径依赖。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规模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盈利优势。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较强的制造能力,但部分大型企业仍存在利润率偏低、资本使用效率不高、品牌溢价不足等问题。当然,中美上榜企业行业结构存在差异,不能仅凭平均利润判断企业竞争力,但这种差距仍然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这一问题在A股市场同样值得警惕。笔者注意到,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重规模、轻盈利,导致营收增长难以转化为股东回报。当前,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蕴含结构性投资机会,但也存在估值透支、概念炒作等风险。未来,A股投资应更加关注企业的核心技术、盈利质量和现金流。毕竟,市值可以靠情绪推高,企业价值最终还得靠业绩支撑。
中国企业要实现从大到强,必须改变过度追求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的经营理念。一方面,要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际市场定价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提高资本回报率,减少低效投资和无序扩张。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仅要具备生产能力,更要增强品牌建设、国际合规、供应链管理和全球市场经营能力。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努力,也受到制度环境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影响。公平竞争、产权保护、稳定透明的政策预期,是企业持续创新的重要基础。只有进一步降低不合理的市场准入壁垒,减少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推动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才能激发市场经营主体活力,让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地方可能将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兼并重组、资源倾斜和补贴扩张等方式追求企业规模扩张。这种做法即使能够短期做大营业收入,也未必有助于提升企业长期竞争力,反而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和经营效率下降。因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制定者应建立更加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除了营业收入,还应重视净资产收益率、自由现金流、研发效率、劳动生产率、全球市场竞争力等指标,让企业评价真正回归价值创造本身。
我们还应看到,世界500强主要依据营业收入排名,具有一定局限性。一些企业虽然营收庞大,却未必具有较强盈利能力;一些掌握关键技术、利润率较高的创新企业,则可能因为收入规模有限而无法入榜。换言之,世界500强代表的是企业规模,而不是企业综合实力的全部。从更长远的视角看,中国经济不仅需要世界级大型企业,也需要大量充满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应当形成分工协作、良性竞争的产业生态。一个健康的市场,既要允许优秀企业成长壮大,也要为新进入者挑战既有巨头创造公平机会。